ROOM信息网 “山寨”茅台案暴露触目惊心的利益链
太平间“酿酒如倒水”，冒充真品身价暴涨10倍。
价值50元的贵州塑料桶酒，被装进了一套价值20元的浙江产包装。在重庆地下太平间经过一番折腾后，立即变成了市场零售价近千元的瓶子。名酒“飞天茅台”。
不久前，重庆查处一起特大假酒案，五名犯罪嫌疑人二审被判刑。《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假茅台酒生产团伙已形成横跨多个省份的黑色利益链，几乎每个环节都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经营”。检察官的审查报告长达160页。
万州区检察院审查发现，这批假茅台酒在流入受害人手中之前，经过了包装、基酒、灌装、运输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实现了“专业化经营”和“规模化生产”，还有技术专家指导“研发”，各级人民都从中受益。
善于模仿名酒包装的“印刷专家”肖强就是第一个环节。他是一位浙江老板，长期靠大量模仿名酒包装来牟利。他曾在一个月内仿制了2万个名酒包装盒和瓶盖，甚至连客户提出的“六角酒盒”问题都能攻克。这批假“飞天茅台”酒的包装就是他“开发”的。
肖强的下线是王吉，在成都做生意。他曾多次倒卖假酒包装。2009年5月，他向肖强订购大量假冒“飞天茅台”酒包装，包括酒瓶、瓶盖、盒子、商标等，并分批秘密从浙江经成都运往重庆。每套售价30元，你赚5元。
“酿酒大师”何超瑞是第三环。曾在大型酒庄工作20年，经验丰富。收到假茅台酒包装后，他偷偷加价每套10元，卖给重庆万州区小酒厂老板杨勇，并帮助杨勇制作假酒。
四环的杨勇是生产假茅台酒的幕后黑手。2009年，由于酒庄陷入困境，杨勇打算通过造假葡萄酒赚钱。“一瓶假茅台的毛利就几百块钱，我要拼个你死我活。”为此，杨勇亲自选择生产地点，然后通过各种关系将假酒出售、处置。
除了包装之外，还需要合适的基酒。杨勇托人从贵州商贩那里购买了2000多公斤塑料桶装的白酒，每公斤仅50元。杨勇说道：“这些基酒有四个大桶，十个小桶，都是勾兑而成的，不需要添加任何香精。”
生产和运输也是这个利益链的一部分。有人明知杨勇造假酒，但仍参与其中，牟取暴利。例如，万州区杜镇人谭军帮助杨勇以每次15元至20元不等的价格转运运输假酒，以逃避打击和监管。他还和亲戚直接参与灌装造假行业，每天收入100元左右。就这样，一条分工严格的“假茅台生产线”就搭建起来了。
制假环节如此之多，如何才能一一逃避监管呢？假茅台酒的成本这么低，怎么能假冒、假冒呢？
为了让假茅台看起来像正品，杨勇聘请了两名“技术人员”参与“研发”：一名是何超瑞，他曾以5分钱的单价从废品收购站收购酒瓶。并亲手仿制了名酒“盛唐”；另一位是谭昌义，堪称“大师”。他曾是一家大型酒厂的质检科长。退休后，他在多家酒庄担任技术指导，帮助假酒“真”化。
他们雇佣工人生产假酒，工资每天50元至150元不等。“只要把茅台酒瓶子洗干净，用滤桶过滤酒液，倒进瓶子里，贴上标签，然后装进盒子里就可以了。”工人们说，酿造“茅台”就像倒自来水一样。
经过停尸房的一番操纵，假酒的价值增加了十倍。万州区检察院查明，中共太平间内生产假冒“飞天茅台”酒2000余瓶。如果按照每瓶近千元的市场零售价计算，总金额近200万元，一瓶假茅台酒的成本仅为60至70元。
假茅台案被发现后，万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二审判处五名被告人3年至7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假茅台酒生产线被摧毁。
检察官表示，除了巨额利润的诱使外，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监管和打击力度不够，给违法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有些人辨别假货的能力不够，很容易上当受骗。这也是假酒难以脱身的原因。常态化专项“打假”行动，杜绝假冒伪劣食品生产、运输、销售。
面对假冒伪劣食品猖獗，如何斩断生产流通链条？重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丁新政表示，很多假冒伪劣食品是从外地进货本地销售，全国各地要形成打击合力。如果某个地方只注重经济利益，忽视食品安全，总是消极执法，就会损害打击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