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百姓有病可医(百姓期盼)

2006年,历时10年的医改最终被认为“基本失败”。2007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示,中国将启动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扭转被诟病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多次突出医疗机构的公共产品、公益特色,追求造福全民的目标。“公平的医疗保健。”那...

2006年,历时10年的医改最终被认为“基本失败”。2007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示,中国将启动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扭转被诟病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多次突出医疗机构的公共产品、公益特色,追求造福全民的目标。“公平的医疗保健。”那么,此次公布的几项医改方案的重点是什么?新医改方案的方向是什么?

医改方案公示

让百姓有病可医(百姓期盼)

2006年底确定的新医改方案原定于2007年6月启动。然而,2007年5月底八套医改方案集体“提及”后,却出现“方案将公布”的说法。六月”现在很难实现。不过,由于清华大学的积极参与,八月份可能会集中提出九个方案。“如果不出意外,8套经过审查的医改方案将如期上报国务院。如果‘清华方案’获得通过,新的9套医改方案将同时上报。””一位参与医改计划的人士表示。

目前,除麦肯锡和世界银行的计划尚未披露外,其他7个计划均已披露。

世界卫生组织计划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以“公平、效率、质量”三项原则明确了中国卫生体制的改革目标。希望积极运用市场机制参与医疗卫生服务提供和定价,鼓励社会办医机构参与医疗服务。

北大计划

国家财政以全民健康保障、人人享有健康为最终目标,加大对国民健康的投入。方向是,在医改方案的制度选择上,主要关注服务融资:公共卫生由政府付费;基本医疗费用由社会支付;高端医疗由个人付费。

复旦大学项目

这在很多方面与北京大学的规划是一致的,两校也多次就此问题组织了交流和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项目

医疗服务必须以政府干预为主导,坚持公益性。医院产权制度改革并不是解决医疗问题的关键。

北京师范大学计划

通过政府向医疗机构购买服务,可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基本运作方式是政府直接向医疗机构购买服务,根据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核算确定每个人每年的基本医疗费用,政府直接向医疗机构支付费用。患者无需向医院缴纳保费,而是直接向政府医疗保险机构缴纳保费。

第八个计划

北大计划的另一个不同版本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凌牵头的。她是“政府主导”医改理念的主要支持者。她是北大医改课题组内有不同意见的研究员,并得到了相关政府的支持。在系的支持下,北大研究团队“分裂”。这样,第八套医改备选方案就产生了。

清华项目

据介绍,清华大学已经制定了一套医改方案,正准备提交医改协调小组。预计将成为第九套规划并报送国务院。不过,由于该计划尚未提交,“不方便向外界透露”。

此前,6月9日,清华大学低调召开医改研讨会。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负责人表示:“我们深感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积极组织清华大学学者与哈佛大学深入研究,制定医改‘清华方案’。”在这份规划中,主张“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并提出构建“全民医疗信用保障体系”。

新医改的方向

――市场化?公益?

中国医改的走向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据了解,此次提供的几份方案中,存在“两条路”。核心争议其实是:医疗卫生到底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政府投资应该主要聚焦“送砖”还是“送人”?

“搭砖”是指政府主要利用医疗卫生资金建设公共卫生医疗机构。政府既是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医疗服务的主要生产者。“资本补充”是指政府主要将医疗卫生资金用于医疗保障,政府主要通过“购买医疗服务”让公民享受医疗保障。

公益:

实现真正的“医疗公平”

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卫生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号文件。虽然《规划纲要》的具体内容尚未披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医改的核心问题是强化政府责任,扭转此前的市场化改革导向。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全民健康和全民基本医疗服务,贯穿始终的核心理念是“医疗公平”。

在已提交的多套规划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交的规划与北京大学李凌教授的观点更为接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组长是该中心研究员葛延峰。葛艳峰是两年前该报告的作者,该报告的结论是“医改基本不成功”。葛彦峰曾公开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政府必须保持在医疗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坚持公益性。政府投入资金直接建立医院,拒绝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建立和实施基本医疗保障。公共医疗保健制度不是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不同意建立医疗服务购买机制,坚持对公立医疗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部门等

参与制定“第七套医改研究方案”的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顾欣也认为,“全民医保”是一种旨在加大按需投入的模式边。通过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增强第三方采购商的团购能力。这也是在现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医疗救助、试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商业大病医疗保险基础上的一项渐进式改革。

顾欣认为,要实现“全民医保”,必须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依靠国家干预,让每个人都能参加至少一种现有的社会医疗保障方式。顾欣预计,建立全民医疗保险体系,需要政府在现有每年1300亿元的健康投资基础上,再增加1000亿元的需求侧投资。其中包括:增加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困难群体医疗救助、城镇失业老人和儿童居民医疗保险的投入。顾欣认为,为了鼓励医疗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还需要制定医保支付的“游戏规则”,让医疗服务提供者在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健康水平等方面进行竞争。可以建立“把关人”制度,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基层医院负责首诊,限制高级别医院开设普通门诊。

市场化:

明确深化责任内容

中国20年来的医疗体制改革并不成功,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政策研究界的一个流行诊断是将原因归咎于“市场化”。有评论据此开药,主张部分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安排,这不仅需要重新确立公立机构在提供医疗服务中的作用。主导地位,主张扭转社会医疗保险改革实践,恢复和扩大公费医疗制度。

我们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真的方向错了吗?那么国际社会为何趋之若鹜呢?难道我们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不适合医疗卫生领域吗?国际经验似乎提供了反证。难道医疗卫生市场化本身就“水土不服”,不能采用?对此,北京大学政府学院教授周志恩认为,公共服务市场化有多种内涵和表现形式,其中最基本的区别是“政府责任”市场化与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传递机制”市场化。政府责任市场化,就是把本应由政府“部分负责”的公共服务推向市场;供给机制市场化,就是在政府承担基本责任的前提下,推动公共服务生产过程市场化,通过多元化生产者竞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判断我国医疗卫生市场化的是非,需要深入研究市场化的具体形式。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更注重政府责任市场化。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源于政府财政紧张的背景,因此带有一定的政府“减负”味道:将本应属于政府“内部职责”的公共服务推向市场,从而减少政府的负担。财务负担。20多年来,我国卫生总支出稳步增长,但政府卫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却逐年下降:从1980年的36.2%下降到1995年的18%,再下降到2004年的17.1%。与此同时,个人卫生支出比重迅速上升:从1980年的21.2%上升到1995年的46.4%,再到2004年的53.6%。随着医疗费用大幅上升,政府责任市场化的累积效应必然使医疗困难且昂贵。

与政府职责市场化并存的是服务提供机制市场化的缺失。具体表现包括:严格控制市场准入,排斥非公立医疗机构;不同类型医疗机构之间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监管;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过度直接管理和微观控制等。规划遗留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是资源配置的不科学性和随意性。

周志恩教授认为,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方向并没有错。市场化改革同样适用于医疗卫生领域。需要反思的只是市场化的内容和具体形式。纠正政府职责市场化倾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市场化改革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大力度。当前,在政府投入不足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服务提供机制的市场化也许不是重点。但也值得深思的是,如果没有管理体制和服务提供机制改革带来的微观效率的实质性提升,即使政府财政投入数倍扩大,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更谈不上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增加公众参与

——改革成功的关键与部门间的斗争

医疗体制改革是关系全体人民福祉的大事。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是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对改革有不同的目标和关切。他们希望改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难免从自己的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这就需要各阶层、各群体充分表达意愿,让人们在意见的碰撞中相互理解,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为今后的实施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指出,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包括立法、规划、投入、监管等。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要加强,一些市场机制也要发挥作用。中共中央六中全会提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让医疗卫生服务回归公益性本质,让所有人都享受改革成果。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体现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例如,所提供的服务的价格如何确定,必须具体、明确。

此外,政府在保证医疗机构公益性的同时,还应依法保障医患双方利益,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用上安全、价廉的医疗服务。方便、有效的医疗服务。服务的同时,也维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和合理收入。

目前,由多个部门组成的工作机构参与制定改革方案,有利于克服部门利益博弈对改革方向的影响。但从其他领域的改革经验来看,各部门往往关心的不是方案优劣,而是方案优劣。这个部门的权威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因此,多个部门的参与是不够的。要最大程度地消除部门利益博弈对改革的影响,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保障制度,还需要广泛征求意见,走民主决策的道路。利用社会力量限制部门利益的博弈,防止最终方案成为部门利益妥协的产物。

那么,如何提高公众参与度呢?目前,公众对我国医疗体系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认识主要局限于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媒体披露的往往只是某些方面。为了让公众有效参与讨论,有关部门应该系统总结现行体制中的矛盾,分析其原因,让公众了解问题及其根源。同时,向公众全面介绍所提出的制度模式、运行机制、特点,并客观论证各自的利弊,以及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为公民创造条件充分参与。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无休无止的争论,明确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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