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M信息网 中国向全球艾滋病防治基金申请了大量资金用于艾滋病防治，但大部分资金用于宣传，如每年印制艾滋病防治手册、举办大型艾滋病防治联欢晚会等。
两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艾滋病防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提交解决艾滋病患者手术困难问题的提案，呼吁取消“艾滋病定点医院”，将感染者纳入常规医疗体系。保障感染者就医权利。
“当感染者患有其他疾病需要手术治疗时，往往会面临无处就医的困境。”CAP+秘书处协调员孟琳告诉《t望东方周刊》。
CAP+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全国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清华大学NGO研究院合作起草的《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治疗与生存状况定性调查报告》显示，在调查对象中，80%的感染者需要手术被医院拒绝。
艾滋病患者“地下”求医
患者张某因肾积水到北京某医院专科门诊就诊，医生认为病情严重，需要立即手术。但当患者主动解释自己感染艾滋病毒时”，对方立即表示她没有手术能力，所以她被转移到一家缺乏肾脏手术能力的传染病医院。”CAP+秘书处的任少鹏向本报记者提供了许多HIV感染者“手术困难”的具体案例，这些都是在医疗机构得知患者感染后发生的。此后，约80%是主动告知医护人员的感染者，约20%是通过医疗机构术前检查告知的。
我国自发现艾滋病以来，感染者的治疗和管理一直被纳入传染病范畴。各地多家传染病专科医院被指定为“艾滋病定点医院”。
“传染病医院只收治艾滋病感染者，不具备综合医院的学科体系和治疗能力。”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张克告诉本刊。在CAP+等机构收集的病例中，80%的艾滋病定点医院因没有能力满足手术要求而无法对患者进行手术。
“比如，我们不能做脑部手术、食道癌手术等。”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副主任护士王克荣告诉本刊，有一名喉癌感染者。“我们医院不能做手术，所以他不能做。”他被转移到当地医院进行保守治疗。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感染了艾滋病。他只接受了化疗和放疗，并服用了一些中药，但没有进行手术。”
“艾滋病定点医院”的存在也成为一些医疗机构推卸或拒绝为感染者提供常规医疗服务的借口。“普通医院会认为这些是地坛、佑安医院等专科医院管辖的。”张恪说道。
《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丙类。艾滋病和乙肝都属于“乙类”，乙肝感染者已经可以在普通医院接受治疗。
“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选择去私人诊所、不验血的基层医疗机构，或者选择去没有时间验血的医院急诊室。”孟林认为，让艾滋病患者在“地下”状态寻求治疗，实际上增加了感染风险。
“在美国，85%的艾滋病患者都接受了医疗随访，而我国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都无法找到。”孟林表示，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医疗随访体系，大多数感染者处于隐匿状态。随之而来的隐患是巨大的。
“白求恩死于手术感染。”职业暴露有多危险？
“医生拒绝治疗艾滋病毒感染者，因为他们说他们是在逃避风险，这是不合理的。”曾担任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李向本刊表示，“至于我认为，白求恩肯定有因手术感染死亡的风险，但国际公认的艾滋病毒手术感染风险仅为0.33%。”
手术过程中，医护人员一旦发生职业接触，只要在24小时内采取紧急救治，并服药4周，感染风险可降至十万分之四。与传播途径相同的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相比，艾滋病毒手术等医疗行为感染机会较低。
“法律规定，应当采取全民预防的原则。医生在对任何人进行手术时，都应该假设手术会对自己造成感染。”李说。
关于职业接触的相关处置办法，卫生部于2004年发布了《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试行)》号通知。但我国目前尚无法律规定对因职业接触感染艾滋病毒的医务人员进行赔偿、补偿或补贴。
大多数医院不愿意接收感染患者进行治疗，也有来自普通患者的原因。
“医院可能担心连锁反应。”张克表示，如果普通医院收治艾滋病患者，很难消除普通患者的顾虑。“河南有一家医院收治了艾滋病患者，其他病人都跑了。”这涉及到对艾滋病的社交恐惧症。
医院面临的压力反过来又给医生带来了更多担忧。“如果我带艾滋病患者来科室，其他医生会把我赶走，护士不会抽血，领导也肯定不会欢迎我。”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说。
“西方国家没有专门的医院。”张克表示，在美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被纳入常规医疗。“我国传染病医院和综合医院明确分开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国法定传染病有30多种，全部由专科医院管理。”
张克认为，最初国家将艾滋病纳入传染病医院管理范围，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对艾滋病患者进行随访，但随访的目的并没有很好地达到，反而引发了很多新问题。对此，上述《报告》建议是取消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对“艾滋病定点医院”的指定，将艾滋病治疗纳入常规医疗体系。
在法律保护方面，王健认为，《艾滋病防治条例》等保护艾滋病患者权益的规定没有问题，“但执行情况又是另一回事”。
“外国医生不敢拒绝治疗，他们的执照要求非常严格，一旦病人投诉，医生就完蛋了。”张克表示，但中国医生在这方面非常随意，现有的医疗投诉渠道大多形同虚设。
三甲级“示范医院”理念
王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两会期间，他将继续提交解决艾滋病患者“手术难”问题的建议。2010年，卫生部对其上次提案作出回应，承认存在一些医疗机构回避、拒绝为艾滋病患者进行手术的问题。“还表示，将加强医疗机构培训和管理，研究制定职业暴露艾滋病毒感染补偿机制，扩大艾滋病定点医院范围。”
CAP+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成都等城市，感染者的手术难度确实有所提高，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一些医疗机构为感染者提供手术服务。人们。
“地坛医院这几年新增了很多科室，从大专、小专科发展到综合科室，现在能做的手术越来越多。”王克荣说，该院首例肝移植患者是艾滋病患者。
对此，李认为，增强专科医院的救治能力属于医院自身的具体规划，不能“一刀切”要求全国所有传染病医院都这么做。“县城或者小城市的传染病医院，总共收治的病人并不多，如果整合起来，就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为此，上述《报告》建议推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至3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作为“示范医院”。
“这其实是一种让步，根据法律规定，所有综合医院都应该接受治疗。”李说。但即使这样的要求目前也面临着困难。
资金是首要问题。进入本世纪以来，世界和国家都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李透露，中国向全球艾滋病防治基金申请了大量资金用于艾滋病防治，但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宣传，如印制艾滋病防治手册、举办艾滋病防治年度活动等。活动。大派对。
“如果把这笔钱投入艾滋病医疗体系建设，效果会更加明显。”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