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M信息网 人们吃用受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吃用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种植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饮用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这样，人体就受到了第二次污染。甚至三级污染。数据不明确、法律法规缺失、财政投入有限……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难度大。
近日，继“市售大米中镉含量超标，可能引起骨痛”的消息见诸报端后，湖南省株洲市马家河镇新马村村民再次回忆起五年来的经历前：2006年农历正月，新马村66岁的村民罗少坤在长期的身体虚弱和疼痛后，最终因不明原因死亡。随后，村里又有数十名村民出现呕吐、昏厥等症状，恐慌很快笼罩了整个村庄。随后株洲市的检查结果令人震惊：1100多名村民被诊断出镉超标，其中200多人被查出严重超标。
直到媒体曝光后，村民们才知道，这种银白色、闪闪发亮的重金属早已潜伏在他们的生活中。如今，他们仍然笼罩在重金属污染的阴影之下。
重金属污染阴影
株洲新马村耕地镉污染主要来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我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这条灌溉半个湖南的“母亲河”接纳了大量的工业废水，河水中砷、镉、铅的总量占全省排放总量的90%。多于。
2006年污染事件发生后，湖南省政府将新马村地区划为污染区。污染地区的村民不再允许种植水稻和蔬菜，政府每年给予他们每亩500元的补偿。该村及邻近两个村共1000多亩土地已被宣布荒耕。
虽然马家河镇中路村也被划为禁区，但村民胡子能仍然种植了四五亩水稻。还没到春耕季节，胡子能的稻田一片荒凉。只有收获的“米叉”露出水面，下面还有看不见的“重金属鬼”。湖南省政府当时对该地区进行的调查显示，大米镉超标率100%，叶类蔬菜超标率98%。胡子能的稻田也在这一带。
胡子能并不担心他的大米会受到污染：“村里的人不敢喝当地的水，所以有人就做起了卖水生意，从城市的其他地方把水运到附近的几个村庄去卖。100公斤水可以卖几块钱。”但是，为了省钱，他还是种了水稻。他说，这些大米主要是供他一家五口食用。
一些村民擅自种植水稻的行为，让原天元区副区长、现任镉污染处置工作组常务副组长周光宇感到无能为力。
他说，两年多前，国土、财政、发改委等部门就同意将这片污染区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2008年国土资源部下发的《国土资源部关于株洲市重金属污染土地有关问题的复函》号文中，允许株洲市实行“征地与出让分离”，对镉污染核心区实行土地功能转换，即逐步调整为分期、分批建设用地。但由于所需资金数额巨大，暂时只转用了6平方公里的土地。
土壤污染的来源有很多
事实上，新马村可以看作是我国近年来土壤污染的一个缩影。它们的存在，一旦引起关注，舆论就不能放松——毕竟这些土地上种植的粮食可能会流入普通老百姓的餐桌。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的特点。过去，我国重点治理目标集中在水、大气、固体废物污染上，政府、学术界和公众关注度较低。近年来，随着一些环境事件的爆发，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媒体。
土壤污染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有机物污染等多种类型。我国土壤污染仍以重金属污染为主。业内估计，中国约90%的污染土壤与重金属有关。
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化学工业和矿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采矿业粗放式发展，加之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和意识不足、资源盲目开发、乱采滥挖，导致云南省土地主要重金属污染严重。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产区污染日益严重。
在经济发达地区，重金属来自工厂。根据国内30多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的《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IT企业重金属污染排名第一。原国家环保总局土壤调查显示，广东珠三角地区近40%的农田和蔬菜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其中10%严重超标。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喜柏曾走遍我国粮食主产区，用了近10年的时间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他说，除了化工、采矿领域，农业、养殖业近年来也成为重金属污染源。
他介绍，由于化肥的过量使用，一些磷肥、钾肥和复合肥中镉含量超标，会导致土壤和农作物吸收不易去除的镉。即使是有机肥料也无法逃脱重金属污染。在一些小规模养殖场，人们经常在猪、鸡等农业动物的饲料中添加含砷制剂，因为这种重金属可以杀死猪体内的寄生虫，促进牲畜生长，甚至可能“变色”。猪肉“变得更加红润”。
这些牲畜的粪便就是农民乐于购买的有机肥。当含砷肥料沉入田间时，肥料中的重金属会悄悄潜入地下，并在耕作过程中转移到农作物中。
“人们吃的是被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吃的是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的蔬菜和粮食。有的人甚至喝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这样，人体就受到了第二次污染。”甚至三级污染。”曾锡波忧心忡忡地说。
污染的混乱地带
那么，中国有多少土地面积受到重金属污染呢？
关于中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一个数字被媒体多次引用，那就是中国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污染，总面积达2000万公顷。不过，这一说法遭到不少专家质疑。
陈同斌根据多年来对一些省市的大规模调查估计，重金属污染更有可能占到10%左右。其中，镉污染和砷污染占比最大，分别约占污染农田的40%左右。
“重金属污染只是北方比较分散，南方比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份的一些地方，还有一些连片分布。”他公开表示。
在曾希波看来，污染和超标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污染是指超出标准到一定程度。曾希波认为，国内一些数据混淆了污染和超标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估计重金属污染比较准确，在3%左右。
记者采访和查阅历史数据时发现，无论是3%还是10%，无论是专家还是媒体在发布这些数据时都经常使用“估计”一词。数据之间的冲突也凸显了学术界对土壤污染认识不够透彻的事实。
2005年，在全国重金属污染事件爆发之前，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这是中国首次全国土壤污染普查，但结果尚未公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环保部之所以不会向外界公布这些数据，是因为这是抽查的结果，而不是普查的结果。“环保部也担心媒体会用比例来计算污染面积，哪怕是百分比。对于某个污染区域来说，重金属污染足够大，计算结果可能不准确。”
虽然没有确切数据，但官方声明表明他们对土壤污染感到担忧。2006年，在全国土壤污染普查和污染防治专项工作电视会议上，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指出，全国每年有1200万吨食品受到重金属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几年来，环保部对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中有害重金属进行了采样监测。发现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到12.1%。
去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研究》提交的专题报告特别提醒：“土壤污染已达到国家严重关注的临界点，亟待解决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预防和治疗都是难题
中国环境科学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李长尚表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我国土壤污染总体加剧。
由于土壤污染的滞后性，如果不修复土壤，土壤中的重金属就会不断积累，现在没有出现的问题，以后就会慢慢出现。
近年来，我国也一直在开展污染土壤修复的科技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例如，陈同斌用蜈蚣草修复受重金属污染的农田。这种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是普通植物的20万倍。通过蜈蚣草的吸附和收获，三五年之内，这片土地将有可能“恢复健康”，但这种修复需要的时间较长，难以与污染的速度相抗衡。
曾喜柏采用了另一种微生物修复方法，但他表示这种修复方法成本太高。此外，修复资金也是一个大问题。
“污染土壤修复治理需要综合考虑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治理，资金需求巨大。但目前我国污染土壤修复治理资金缺乏有效保障。”李发发介绍，目前我国污染土壤调查、评估、治理和修复的资金一般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土地开发商。资金来源有限且无保障，修复和治理工作难以开展。资金问题已成为许多污染地块重建的主要障碍。
由于土壤污染形势严峻，迫切需要立法专门针对土壤的法律。目前，我国有50多部环境污染法律法规，但缺乏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的专门法律法规。
李发发表示，我国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的立法形式存在分散立法、附属立法、立法层次低等缺点。从立法内容看，立法原则过多，可操作性差，缺乏基本的法律体系。
事实上，我国早在2006年就开始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书义今年2月透露，土壤污染防治法已经酝酿多年，很快就会推出。他表示，该法最终确定了以“治标”为主、“防治并举”的立法方向。
“立法是必要的，但监管和执行仍然是立法后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曾希波认为，解决土壤问题最紧迫的仍然是从源头控制污染源，执法和监管是共性问题。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作为我国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人们期待这个规划能为土壤污染僵局提供解决方案。
